中国风投从诞生伊始，一直有两个光环。这是一家在“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先生倡议和指导下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也是拥有民建中央背景，注定背负使命与责任的“国字头”投资公司。
作为国内“风险投资”的起点，如今的中国风投已历经21年的市场风雨。在科技强国、ESG投资、“碳中和”新趋势的当下，这家“中国”字头的老牌机构，在多年的坚守后，也迎来收获期，历久弥新。在位于朝阳区工体北路世茂国际中心一号楼里，IIR记者见到了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一军。他们办公的不远处，是热闹非凡的北京时尚之地。时尚的浪潮日日革新，而掌舵人王一军带领下的中国风投作为我国风险投资行业拓荒者“18年如一日”地执着前行。特殊的身份让中国风投在伴随行业破冰、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了很多责任，如设立研究院、出版杂志和年鉴、举办论坛等；另一方面，围绕“募投管退”，面对行业发展中的各类监管问题，中国风投投入资源，提出解决方案，和民建中央积极互动，推动行业建议上升到国家层面。当被问及承担这些额外的工作是否值得时，王一军的回答是：我们应该站出来做一些推动行业发展的事，没想过回报。唇亡齿寒，整个行业环境不改变，对大家都没好处，改变了，大家都受益。深耕当年成思危主席所确定的环保赛道，如今中国风投已经形成自己牢固的城池和壁垒。与此同时，在行业转折的路口，中国风投也正发生着新的变化。对王一军长达近2小时专访，他将风险投资行业的意义、对行业监管的理解与政策建议、中国风投新的探索与投资布局、内部管理机制的特色演变等，毫无保留，一一剖析。几乎经历了国内股权投资市场所有的周期和变动，对王一军而言，去年取得的成绩固然是好，为投资人带来可观回报，但喜悦还谈不上。行业缺乏长期资金、资本市场面临深化改革、新的前沿赛道的专业挑战......坚守科技创新、聚焦早期的中国风投，还在不断调整思路，控制风险，应对新挑战，走得稳健。IIR：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从1998年成思危先生在全国政协提出“一号提案”，至今已23年。作为中国股权投资行业20年发展的见证者，您如何看待风险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王一军：成思危主席早年出国，回国后便开始推动风险投资事业，原因是他看见美国的风险投资不仅是投资人投资获利的盈利模式，更是美国推动前沿科技产业化、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科技水平的竞争，而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依赖风险投资的支持，因此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有别于“创业投资”的内涵，更倾向于对高新技术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站在民建中央的角度看，国家更需要的是长期致力于支持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审批的风险投资，因此我们设立之初就定名“风险投资”。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虽然目前方方面面、群策群力都在为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环境，但我们对风险投资的认识还可能有偏差，它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释放。风险投资存在的意义、原本的定位，是对传统金融服务业的补充。它承担更高的风险，也理应拥有较高的回报（预期）。美国大型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是风险投资公司从创立之初开始支持的，英特尔、苹果、谷歌、特斯拉，都是。这个模式得以延续几十年，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和培养不可估量。如果没有风险投资，我们可能还生活在20年以前，互联网、手机支付、微信社交，这些可能都不存在。我们强调科技强国、呼吁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中小企业的发展，但众多的早期项目，不靠国家拨款，也很难获得银行支持，风险投资恰好是一个补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应该通过政策引导，动员社会资本共同支持科技成果转化，而且要让社会资本赚钱。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IIR：所以中国风投在2019年发起“完善创投行业税收政策”的课题研究？王一军：我本人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创投专委会委员，当时协会把“完善创投行业税收政策”这个课题委托给我们来做，前后一年的时间，我们做了大量国内外研究与调研工作，最后的成果《完善创投税收政策，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上升到民建中央的一个政协提案。在提案里，我们认为要认识到创业投资在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鼓励创投行业发展，税收政策是一种调控手段，我们也明确提到哪些税种需要减免，为什么要减免。比如对这个行业来讲，缴纳增值税就不合理。税务规定明确股票交易属于金融产品交易，需要缴纳增值税，但创投企业是通过非公开的一级市场取得股权，不属于商品流转，公司上市后，创投企业通过二级市场出售原有股权，目的是实现退出，而非投机增值的收益，这不符合增值税对流转过程征税的特点。对创投企业在二级市场的股权退出征收增值税不合理、也不公平。另外，一支基金应当统一核算缴纳税款。现在的情况是，基金还未收尾就按单一盈利项目先缴税，后续项目赔了却很难退税，而且往往是盈利项目在先，损失项目因为要求条件比较苛刻，较长时间后才能确认损失。理论上整个基金清算、统一核算后再缴税才合理，虽然这也很难实现。我们建议的是允许创投企业对可能损失的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允许在税前扣除，或者是为满足按年度核算要求，预缴税金，待基金整体清算后，多退少补。我们也希望尽快明确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统一按照20%缴纳个人所得税，即自然人从企业分回的股权转让所得，保持财产转让所得性质而不是生产经营所得，并与股息、红利等收入一样按照20%税率缴税；支付给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用和业绩报酬，允许税前扣除；对于公司制企业不要重复征税，应与合伙制创投企业税率保持一致。财税（2019）8号文的二选一，无论选哪种，实际税负都远高于20%，实际成本都高于个人直接投资。当然我们也看见了政府的重视。财政部去年就提案的内容专程赴民建中央交换过两次意见，后来我们也关注到中关村开展了针对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试点。我相信政府一直在积级推动这件事情。IIR：科创板、注册制也是最近两年的新变化。去年虽然遭遇疫情，但中国风投却迎来收获期，报会14家企业，上市7家。您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带来的红利在其中起了多少作用？您目前是喜悦多，还是压力更多？王一军：科创板的推出和注册制改革，确实给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去年是我们历史上上市项目数最多的年份。取得成绩肯定是好的，为我们的投资人带来更多的回报，更多上市企业加入我们的生态圈，对我们的投后管理也是一种支撑，但喜悦还谈不上。我们经历过这个行业太多的周期变化，看过最好的时候，也经历过最差的时候。目前科创板上市的企业里，有当初我们看过没有投的，也有些是被我们否掉的。我想随着发行制度的变化，作为投资机构我们都要不断调整思路。科创板的方向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领域，我们也希望坚持早期投资，但由于需要给基金投资人带来相对及时的回报，我们不可能全部投资早期项目，这不现实。比较欣慰的是，现在科创板的推出鼓励我们可以更多布局比较前沿的、处于相对早期的技术、一些交叉学科产生的新领域、新项目。IIR：我们关注到您的母校西安交大125周年校庆之际，中国风投和西安交大签订了一个“产教融合”的战略协议。具体是怎样的合作？王一军：其实我们与科研院所合作非常多，但以往我们主要是从中寻找项目、筛选项目，没有尝试过合作基金，这应该是第一次。西安交大新的领导班子、卢书记对学校的科研技术的转移和转化非常重视，学校有20,000多个技术和成果等待筛选和培育。我们专门派了8位同事对前期的近千个项目进行初步筛选，也计划和西安交大成立一支围绕西安交大创新港高新技术项目的早期基金。这里面有一些项目甚至只是科研成果而已，没有组建创业团队，我们会从中选择一些项目进行培育。另外我们也正在与宜宾的一个院士基金洽谈合作，以创投支持创新创业的模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实现，这都是新的尝试。IIR：从股权投资行业的政策、监管层面，您认为还有哪些问题应该着重关注？王一军：第一，为长期资本的供给打开渠道，包括保险资金等。第二，上市发行制度要稳定持续。科创板定位科创属性，注册制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我们希望监管把选择权交给市场，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或窗口指导。第三，合理的减持制度有利于促进市场资金的良性循环。此外，虽然行业需要加强监管，避免风险，但监管的目的是约束或处罚有问题的机构，而不应过多消耗正常机构的运营管理成本，应当为正常机构的工商登记、产品备案提供便利。我们也应该鼓励S基金，这能提升整个行业的流动性。当然这在国内还是一个新领域，有待成熟，可以鼓励出台与S基金相关的政策。IIR：中国风投在民建中央的发起与支持下成立，特殊的身份让中国风投在伴随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承担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无疑要额外消耗公司及团队的时间与资源。值得吗？王一军：我们没有忘记当初成立的初心，成思危主席当年推动成立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作为有“中国”字头的一家机构，应该站出来做一些推动行业发展的事。我们设立研究院、出版杂志和年鉴、举办论坛等，前前后后投入上千万，没想过回报。唇亡齿寒，整个行业环境不改变，对大家都没好处，改变了，大家都受益。IIR：您是如何与中国风投结缘的？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风投从由民建中央控股转变为由中国宝安作为大股东的市场化机构，与民建中央的关系与互动是怎样的机制？王一军：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是民建中央推动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我本人当年是从民建中央被推荐给中国风投董事会的，之后出任总经理直到现在。按照当年成思危主席的要求，基于民建的背景，我们和民建地方组织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比如，我们绝大部分股东都是民建会员或民建会员企业，我们依托民建的资源搜集项目、募集资金，也投资了一大批民建会员企业，也发展了一批被投公司的老板成为民建会员。中国宝安的董事长陈政立先生也是我们中国风投的董事长，曾是民建中央的副主席。宝安集团作为大股东，也投资布局了新能源、医药等很多产业，在这些产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资源。目前我们就在与宝安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沟通合作设立基金。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是一个拥有20多年历史的品牌，民建中央的背景为我们带来独特的资源。这20多年的经验，我们建立了完善的投资流程和投后管理体系，围绕聚焦的领域，我们也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圈。王一军：在新阶段的转折点，我们的资金供给也在发生变化。以往个人和上市公司是基金的主力，现在我们也在与更多的政府引导基金、母基金、保险公司、财富管理机构接触。有了更多机构投资者、长期资本，我们就有更多空间在常年关注的领域进行布局，寻求更高的回报。除了小部分头部机构和国资背景的机构以外，目前行业还是面临较大的募资困境，无钱可用，举步维艰。我们创投企业应该着力于提升专业能力、拓宽融资渠道，这是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投资布局上，环保、新材料依然是我们的核心赛道。这两年我们也有节奏地布局了一些其它领域，比如高端制造、大消费、大健康。我们并不会盲目的扩张与投资。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属于适中的规模，保证投资能力与募资能力相匹配，有序开展投资业务还是基本原则。在具体赛道里，我们的关注点不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是“有相当科技感”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引领未来的交叉学科领域。坚守投资原则是最具挑战的事，这些年我们确实错过了一些成功上市的模式创新类的公司，但似乎这也是我们坚守原则必须付出的代价。IIR：所以我们投资的一定是有“硬核”技术的企业？但很多技术虽然前瞻，但具体应用的场景价值还无法立即显现，我们中国风投有什么好的方法？王一军：是的。这方面首先我们要看技术的出处。我们找的都是细分行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军院士和专家人才；其次，20年来我们积累了一些行业经验，很多同事是他们专注领域的专家，我们的研究小组也要做大量基础研究工作；此外，我们还要靠评审专家，比如在环保新材料领域我们有非常顶尖的专家资源，这样就可以从技术研发、团队、管理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给被投企业赋能。加强行业研究，凭借对行业的理解我们敢于布局投资早期项目。长期持有、保持耐心，很多项目市场给予了我们上百倍的回报。中国风投投资东江环保10年后，才逐步退出，通过不断地给东江环保导入各种资源，投资回报将近200倍；投资维尔利时它还是家亏损企业，当时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如今它是城市垃圾处置领域的领先企业。根本上讲，我们要能够看的准，保持长期投资的理念，伴随企业成长。IIR：中国风投到今年已经21年历史了，您加入中国风投也有18年。从设立初期的3000万注册资本、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到如今成为管理20多只基金、规模上百亿的风险投资企业，我们能看到这种“坚守”背后的不易。您是管理学博士，投资圈人才是最核心资产，中国风投的核心团队似乎一直比较稳定，我们很好奇这18年间您是如何探索机构的管理制度的？王一军：其实我们的管理制度是基于发展逐步摸索形成的。我们公司脱胎于民建中央下属的全资咨询公司，刚设立的时候待遇很低，留不住人。后来增资扩股，一方面是市场化的要求，一方面也是希望民建会员更多参与到风险投资这个行业，这对我们企业更好的市场化运作和企业化管理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内部的团队激励上，虽然后续有了调整，但我们的基本工资相对市场水平不占优势。投资周期比较长，效益回报基本是在3-5年后，所以我们设计配套了「金手铐制度」。很多机构是高工资低提成，我们是低工资高提成。我们公司投资企业退出后所形成的收益中，10%将直接奖励到做项目的一线员工，这在其它机构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会更注重内部培养。一方面每年都会引进一些大学毕业生，发现好苗子；也注重研究，积累专家资源，让团队成为专家型的投资人；另外我们是项目经理终生制，一杆子杵到底的，这就需要他们对所投的企业负责，不仅负责“生”，还要负责“管”，要成为一个管理专家。在激励的同时，我们要有很强的梯队建设和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保持团队的稳定性、利益一致性、保证公司发展的长久。这两年新领域的布局对我们的专业能力和学习能力是一个考验，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新的领域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争取投出高质量的项目。在投资中我们不断提升团队的专业能力和对行业的理解能力，力争为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